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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轨不是犯罪
“真正让老炮儿觉得自己老了的原因，不是身体，而是世事。世事变得太快，他已经看不懂”。
市井小民，不仅仅只有“老炮儿”，郑世平（野夫）笔下就有一系列：畸人、幽人、烈士、散材、掌瓢、遗民、游人、酷客。论撰写个人史，野夫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朋友，烈士王七婆更是带有“老炮儿”之风。王七婆本名王琪博，爱好玩刀和写诗，玩刀时是七婆，写诗时是琪博。少年时手持白刃与大人搏斗，大学首日以一把匕首震慑体育系学长，毕业不久便月入过万，常年混迹于黑白两道。最后用一本诗集迎接儿子出狱。为何叫烈士，野夫说到“‘烈士’自古并非对逝者的追谥，在一个奴性弥漫的社会，烈性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甚至被诬化为某种罪人流徒的基因……七婆正是这一古老基因的的传承者。”寥寥数字，无法将七婆的面貌临摹完全，但从中不难看出“烈士”的共通之处，我想，“老炮儿”也是“烈”这一古老基因的传承者。
这种小民不是寻常的小民。盛世下的小民是没有这种撼动人心的能量，因为他们没有与结构产生冲突。但是，这个时代的老炮儿们，在不断冲击和变化洪流中，岿然不动，就等待着那一声“哐当”，倒在死守的坟头上。
在社会学中，他们的行为就是“越轨”——妨碍执法、绑架威胁、聚众茬架。但是，越轨未必是犯罪、越轨未必是不可接受、越轨未必是偶然个案。越轨是一种文化现象、群体的文化现象、甚至是被普遍认可的文化现象。
结构和价值的错位搭配
如何看待“老炮儿”？这是一个在历史结构变迁下的越轨现象。更是一场结构与价值紧张对立的故事。
默顿（1938）提出，失范是指规范和价值相互冲突或者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阙如的一种社会状况。人的欲望和目标是社会价值带来的，一旦社会制度没有给个体的价值目标创造实现的途径，失范就会产生，越轨就会产生。但“传统结构紧张理论没有论及的是，结构与价值其中之一的变动，会带来另一个的变动，而结构与价值的变动有时并不一定同步，可能结构变动快，价值变动滞后。”（杨华，2013）这种现象是“结构—价值的错位搭配”。
北京的“老炮儿”就像广东的“古惑仔”，他们性格耿直暴烈，是年少无知的街头混混。但很显然，他们有凡事都讲一个“理”字——嗅了人家的蜜是不仁、刮了人家的车是不义，那就要赔钱。但是被人打一耳聒子，乱了辈分，这事也没完。“老炮儿”的规则、辈分、人情正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他们一生引以为豪并以此为行事之道。也许，他们衣着邋遢、手头拘谨，但原则的事情却毫不含糊。他们的规则自有其服众之处，否则，城管怎会让六爷三分？这也正是法律所不及的地方。
《老炮儿》剧照
很可惜，世道变了。社会的发展远超老炮儿们的想象，结构向前走了，可惜，老炮儿的价值还没变。他们以为原来那一套价值还适用于现在，其实不然。正如为什么中国年轻妇女与老年人自杀率很高？传统社会中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强调宗族关系和等级关系的价值观被社会结构的变迁——夫妻关系成为主轴、家庭平等化所取代。老年人获得的实际家庭地位远不如他们的价值预期，而妇女所获得的平等却远不如她们的价值预期。落差感由此产生。结构与价值的错位，造成精神上的没落。也难怪六爷不断感慨“现在的人连问路都不会”，这背后传递出价值的阙如——道德上的辈分尊卑被打乱。
历史中的“老炮儿”
悲情“英雄”，古而有之，存在于结构与价值冲突的年代。
宋襄公，坚持仁义却溃不成军；孔子，周游列国却不被重用；海瑞，奉公无私却被万般排挤。他们都是这样的人物。笔者从来想不明白为何会有人嘲笑宋襄公，因为他不会“兵不厌诈”吗？他是不会还是不肯？
“老炮儿”和宋襄公、孔子、海瑞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宋襄公信奉仁义、遵循古道；孔子尊崇周礼、克己复礼；海瑞清正廉洁、舍己为公。老炮儿们坚守的不也是古之恒有的规矩与价值吗？春秋战国那礼崩乐坏的社会，对应的是现今备受诟病的社会；宋襄公举着“仁义”大旗，倒在泓水之滨，老炮儿举着规则、道理、辈分的大旗，倒在颐和园后边儿的野湖中。
《老炮儿》剧照
我们也许该庆幸，如今仍有人坚持自己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是斯密的“经济理性”，不是韦伯的“工具合理性”也不是霍克海姆的“技术理性”。在这个程度上，我称六爷为上古的“士”也不为过。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写道“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指贵族……亦有执千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在周前期，守护社稷的义务不单纯是抗击敌人，更多的还是多礼乐秩序的守护。
按照社会学的逻辑，笔者并非同情他们。他们有自己的行事之道，他们的行为有内在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是由他们坚守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但在现今的社会结构中，他们失落、彷徨、无助，以致成为社会越轨的典范。
如果六爷一开始就选择报警会怎么样？这样波儿最多关十五天。这似乎又是另一对矛盾：现代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现代价值观的关键是法律。六爷拒绝使用法律的做法说明他不能适应现代的变化：事情竟然不是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解决，而是靠法律解决？但片子也点出中国当下尴尬的处境：法律和警察对官/富二代毫无作用。如果现代的价值观是法治，传统的价值观是人情和关系，那么当法治还不起作用时，贸然铲平传统的价值观，这样的做法值得商榷。而冯导和管导恰恰透露出这样的努力：在法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传统的价值观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实际上，哪怕是学术界，也常常持有反历史的态度：一种是把和现代社会不相容的因素归结为中国人的劣根性；另外一种是把和现代社会不相容的因素归结为传统社会的残留物或历史遗迹。（周飞舟，2015）我们看待人情和面子时，已经预设了它们的随意性和不正当性。但实际上，人情和面子的运用是有其稳定的内在逻辑和运作机制的。对六爷来说，“不仁不义和不守规矩”的面子不会给也不会要，这就是运作逻辑。如果说城管的执法和六爷的“执法”没有冲突，是不是有将面子的运作机制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可能性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与和宋襄公、海瑞、六爷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的地方：孔子一手伸向未来，一手连接过去。
美芹之献
老炮儿的悲剧，是结构与价值冲突的悲剧，也是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对撞的悲剧。在浩然的中国历史上，六爷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宋襄公、孔子、海瑞，和六爷一样，在结构与价值被撕裂的社会中度过一生。
最后想起 “外不殊俗、内不失正”的山涛。他在一众腐化的官吏中不失本心。嵇康赠予他的劝诫值得我们学习：山野人以芹菜为美味，想将其献于君王，虽出于一片诚心，但太不切实际。“老炮儿”犹如山野人，美味的芹菜似乎是那规矩，君王也许是这社会，但“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理解当下的社会，思考如何将“芹菜”与“佳肴”一同献于“君王”，才是道之所在。就像孔子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找到平衡，在现代与传统中找到平衡，在结构与价值中找到平衡一样。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号“社会学了没”isocia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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