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现代性的形成和扩展——十七十八世纪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

XIAO Qinghe 2020年2月27日03: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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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各国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各有不同,其进步的动力也各有差异,但现代性的形成当是其共同或普遍的趋势,也是衡量与判定现代化的核心标准。本文将以十七十八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为个案,探讨现代性如何在西欧最早形成,以及这种现代性又如何在进行扩展。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现代性的形成与扩展,以及亚、非、拉诸国对现代性的错误认识造就了这样的一种世界体系,即西欧取得了它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而亚、非、拉诸国已日渐落伍,逐步远离这个快速发展的现代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沦降为依附的地位。

 

 

英国当代思想家吉登斯曾对“现代性”作过这样的解释,现代性意指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后所建立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i]美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布莱克等人指出,现代性是与传统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ii]在这一内容下,我们将关注西欧如何形成其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又如何向非西欧地区进行扩展,以及在现代性的扩展下,非西欧地区对现代性的反应。同时,我们更关注在这一现代化历史进程后面所隐含的这一命题,现代性是否为一种普遍性,是否存在着多元的现代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早在十七十八世纪,西欧诸国就开始最早迈向了现代世界,形成了现代性,并取得了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地位。这种现代性的动力和内容是什么,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科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给了西欧诸国以强劲的推动力,形成了体现在创设新制度等各个层面的现代性。而凭借这种现代性,他们占据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并在现代性的旗帜下向全世界进行大规模的扩展。?

所谓科学革命,指的是自16世纪以来在西欧诸国开始的在17和18世纪有了极大发展的一系列科学发现,这些科学发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从现代性的意义上来考察,科学革命当是现代性的重要体现,这表现为它是人类思考方式和求知方式的变革,是对科学、知识的重新定位。它标志着科学战胜了神学,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展现,宣告了近代科学的诞生。更为重要的是,科学革命直接预示和推动着日后科学的更大发现和知识的进步,以及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普遍进步。同样,在世界范围内看,此时西欧各国在科学技术上的独占优势,也为日后西欧各国向落后国家的扩张取得世界优势地位和建立霸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科学革命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解构,那么,把西欧从中世纪的宗教迷信的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瓦解封建专制制度,形成现代性的另一基础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提问时对此作了高度概括,“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iii]启蒙思想家正是真诚地启发民智,要把潜藏于每个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唤出来,挣脱任何外在权威的束缚,使人类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状态,成为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独立和自由的现代人。?

在理性的引导下,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批判、裁判和重构现实社会的一切。在政治领域,他们要求摧毁封建专制制度,消灭专制王权和封建特权,实现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在宗教领域,他们反对宗教权威、宗教迷信和宗教迫害,要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意志。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人们必须要按理性行事,不能再陷于无知中,挣扎于谬误中,生活在暴政下,过着不幸的日子。他们相信,理性的阳光必将冲破迷信与专制的黑暗,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幸福,引导人类达到前所未有的进步。?

按照吉登斯的观点,制度层面的构建应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我们看到,西欧正是通过几次政治革命首先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构建。1640年的英国革命则成为了这一系列政治革命的开端。这里,无须过于关注革命的具体进程,而要更多地解析这场革命在新制度构建上的重要意义。作为近代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场政治革命,它的意义就在于,对传统的专制王权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造,把它转换成为新的现代政治体制。为此,议会通过了以“权利法案”为标志的一系列法案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形成了国王统而不治,议会权力不断扩大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由此解决了国家最高权利的归属问题,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议会而不是专制的国王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政治体制上的更新和构建。?

如果说英国革命确定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那么透视美国革命可以看到,它更加确立起了现代政治原则和政治体制。1776年7月,为争取独立和自由,大陆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第一次把天赋人权以宣言的形式加以表达;1791年,国会又通过了“人权法案”,重申确保人民的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和请愿的权利以及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等。与此同时,美利坚民族还以其杰出的智慧创设了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1787年制宪议会通过了宪法,规定:以共和政体为国家政体,全然否定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他们坚信:权力的过度扩充只会导致腐败,政府的权力应当有所限制。于是,他们坚持立法、司法和行政权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原则,防止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过度扩张和腐败,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一旦政府妨碍了这种目的,人民就有权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幸福而建立新的政府。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尽管未能实现体制的创新,但它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其核心是人权,具体表现为“自由、平等、博爱”。

仅有政治上的制度性构建还不够,我们看到,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西欧诸国在经济上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作为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成为了封建中世纪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并以自身强大的力量瓦解了中世纪的经济体制,创造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又一纬度,而其基础恰恰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这种现代性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基础。

具体而言,这些现代性体现在,产权观念与产权安排,市场经济要求有独立和明确的所有权,否则无法进入市场交换并获得收益。17世纪时,人们形成了关于产权的观念,要求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与此同时,在产权安排上,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私有产权的合法性与安全性。如英国于1624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条例”,旨在保护人们各种发明创造和收益权。中世纪的欧洲,市场交换的价格往往是按照习俗和惯例来制订,其道德的公平往往成为衡量价格的尺度。随着市场交换的扩展,要求只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定价,这意味着由商人自我决定商品的价格。这标志着市场交换突破了以往的任何限制,以自由自主的内在逻辑进程进行运行,这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在参与市场交换中,人们逐步确立起面向市场的营利观念,并用自己的进取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由于手工工场、银行、证卷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经济组织是一个自主的经营单位,在市场交换中必须进行计算,这样才能进行成本核算,知晓赢利与亏空,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的计算精神。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标志着原已存在的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开始结合,也给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著名学者法国的雷蒙。阿隆和英国的吉登斯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工业主义的特征:生产或其它经济过程的机械化,即运用大机器生产;集中化的生产组织,即近代工厂制度的产生;在这一组织中,生产不是按照习俗来组织,而是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由于使用新的生产方式,因而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高的生产力。[iv]正是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的结合并且高度发展时,“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形成,或者说,现代性才最后形成。诚如吉登斯所说,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为现代性的两个维度。

 

 

当西欧形成其现代性时,我们看到,这种现代性的形成既是动态的,又是扩展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具有其扩展性,它不会也不可能仅仅限于一国之内,它必将走向全球,就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要奔走于全世界。同时,当一国或一个地区率先形成现代性之后,它所标识的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图景也成为暂时还未形成现代性的那些国家所追求的榜样。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v]因此,我们既要在西欧的历史进程中,又要在它的扩展中以及后发国家对此的反应中来理解现代性。

面对西欧诸国的发展和强大,最早作出反应的当属与之相邻的中东欧诸国,还处于落后状态的中东欧诸国的君主们深感压力和不安,这种压力不仅是感受到自身经济上的落后,而且来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等整个文明的落后。必须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按照西欧的现代性来改造自己国家的传统,形成现代性。于是我们看到,在俄国的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萨女王和约瑟夫二世,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等君主的领导下,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个君主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样,正是这些君主们的远见启动着古老落后的大国开始迈向现代世界。这些君主们要以强大的西欧诸国为目标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走出落后的泥淖,追赶先进的文明,跃升到国际舞台,参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正象彼得大帝所言,要把一个沉重与滞后的国度“拖向西方”。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们进行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甚至生活方式的变革,如彼得大帝强令禁止蓄胡须、酗酒、推行短装。这种改革自上而下,全面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要构建起现代性的制度之维。凭心而论,要在短时间内把一个传统社会转换成为现代社会,实现制度和结构的建设,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文明需要教化,现代性的培育也需要时间,但现实的世界格局不允许如此等待。因而在方式的选择上,这些改革毫无例外地为强制推行,在强制中凸显一国领袖们对改变本国落后的焦灼和迫切,对西欧现代国家的倾羡和快速形成现代性的渴望。这一点在近代后期的其它国家改革中可以再次得到证明。这些改革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是最早对西方现代世界现代性的回应和作出的明智选择。?

在历史的时空中,让我们从欧洲大陆转向广袤的亚非拉地区。当西欧阔步走向现代,中东欧快步追赶之时,而原来有着古老文明的亚非拉地区却逐步远离了现代世界,为何他们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这的确很值得人们去进行思考。

让我们先来探讨那时的中国,十八世纪的清朝,当西方已在关注中国之时,而中国人却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对西欧的现代性嗤之以鼻。我们从当时知识精英们的言论中便可知晓,博学的全祖望说:“五洲之说颇荒诞……源渊将无出邹衍”。乾嘉学派大师俞正燮断言:“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信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可见心窃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vi]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清王朝选择了闭关自守的政策,乾隆时期,限定外商只在广州一地经商,对进出口货物也多加限制,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规定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国商人在广东过冬,外国商人须住在政府指定的商馆中等,这一切都表明,清朝无意于参与世界体系,将自身隔绝于面向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事实上,直到这时,清朝还仍然把自己把这样一个封建的传统社会看作为世界的中心,看成是无尚的标准,其它地区都是不开化的蛮夷之邦,1793年马尔戛尼来华事件就表明了这一点。乾隆帝在答复其要求通商时一口回绝:“天朝无所不有,原不恃洋货物以通其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及而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vii]同时,围绕跪拜之争则蕴含着更深的意义,中国官员要求马尔戛尼行三跪叩之礼,因为他是来自蛮夷之邦,而马尔戛尼却一口回绝,拒不答应。这实际上已向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大清帝国发出了挑战,而沉醉于万国来朝的皇帝和官员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与中国近邻的日本在此时也采取了同样的闭关自守的政策。面对西方的经济入侵和传教士的文化传播,德川幕府深为恐慌,担心西方基督教的传播会分裂日本,削弱他们的权威。1614年,德川政府命令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所有已信奉基督教的日本人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此后,幕府又实行将欧洲人逐出日本的政策。1624年,幕府下令禁止西班牙人进入日本,1637年,所有葡萄牙人也离开了日本,只准许荷兰人进行贸易,但只能在长崎港外一个小岛上进行,并规定,荷兰商人和水手在岛上居留不得超过一年,荷兰人每年都必须当面请求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岛上进行贸易。1636年还规定,禁止日本国民出国,为了实施禁令,只许建造用于从事沿海贸易的小船。仅此数例,即可清晰地看出日本政府如何逐步走向闭关自守。?

研究地处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帝国的危机与衰落将是颇有意义的,也更能理解一个貌似强大的帝国如何去迎战西方诸国这种现代性的冲击。1525年,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皮耶罗·布拉加丁向国内报告:“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能比这个国家更为得意,它蒙受上帝的全部恩赐。它操纵着对所有国或战或和之权,它富有黄金、人力、舰船,并使世人都听命于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它相比。”[viii]的确,横跨欧、亚、非三洲汇合地的帝国幅员广阔,满怀自信,盛极一时。十七世纪之后,它遇到了西欧强国的猛烈冲击。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近邻欧洲,使它比其它亚洲国家更早地领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这些冲击包括军事入侵、思想入侵、经济入侵和政治的高压。其中,经济入侵的压力最为严重,西方工业制成品的冲击犹如“大西洋经济的高压”侵入“奥斯曼经济低压区”。它使整个帝国成为了西方工业的主顾,只能向别国提供初级原料,自己却再也不能出口制成品。正如法国驻君士坦丁堡舒瓦瑟尔-古菲尔所说:奥斯曼帝国成为“法兰西最富庶的殖民地之一。”尽管这一结论有些夸张,有数字说明西方经济的影响力当时还远末达到如此强度。但不可否认,实力雄厚,活力旺盛的“大西洋经济”,正导致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衰败与转换。?

面对西方强国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的落后开始更加凸现,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必须实行改革。为此,他们专门编订了一套《纳西巴特文献》(Nasibat literature),作为改革的理论准备,文献中包括《资治宝鉴》。这些宝鉴都一致认为,造成目前内忧外患的根源就是因为帝国抛弃了古老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必须要重振苏利曼大帝的光荣时代。事实上,他们错了,面对经历了科学技术、思想和政治革命而空前强大的西方诸国的扩张,唯有吸纳先进文明才能成功,而一味墨守传统,抱残守缺的最终结果只能是陷入更深的危机,必败无疑。

 

 

打开十七、十八世纪的世界历史地图,猛然崛起的西欧诸国正在跃跃欲试走向世界的大舞台,他们面对的是各自独立发展的非洲文明,拉美文明和诸如中国、印度等古老大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不同的文明在此之前均沿着各自的文明进程独立发展。当西欧率先开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之后,资本主义所蕴含的市场交换与市场扩张的内在机制必然在支配其运作。如体现在商品交换中,随着交换的发展,市场的半径必然随之扩展,从原先的乡村一隅扩张到范围较大的地区、全国,而后乃至是国外,只有在市场的不断扩张中,交换活动才得以更大规模地展开,也更能获利。因此,率先形成现代性的西欧诸国,必然要向外扩展,以自己的经济力在开拓扩展更大的市场,也正是在这种扩展中,形成了世界性市场,形成了初露端倪的世界体系。就象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站在世界体系的高度,我们看到,当不同的文明在这时相遇后,在世界的空间结构上或世界体系中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西方取得了支配的地位,而亚非拉则成为依附者。从经济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我们可以还原到这样一个起点,当哥伦布用玻璃球换取土著人的黄金时,这就意味着西方与非西方经济关系的形成,即西方用工业制成品来换取非西方地区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在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中,西方与非西方是一种分裂,还是能够达到共同的进步。从文化的关系上来说,它还隐含着这样的理念,这也是至今还困扰着人们的问题,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先进的西方被看成是文明的,落后的非西方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西方与非西方能否在或在何种程度上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全盘西化还是回归传统。这是不同文明的相遇给世界历史的发展带来的全新的问题。从此,历史演进成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也变成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落后国家不断对上述问题的反思与追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

实际上,上述这些问题均可集中归结为对现代性的理解,当西方与非西方的两种文明相遇后,当西欧的现代性与非西欧的传统性发生冲突后,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思考,现代性是普遍的,还是多元的。如果说是普遍的,它体现在那里;如果存在着多元的现代性,那么,它又体现在那里。这里,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历史的进程中,关注和探讨非西欧地区面对西欧现代性的反应及其后果,从中我们将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面对西欧资本主义的扩张,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反应和结果。中国、日本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决意以闭关自守抵抗外来的这种冲击,表面上炫耀了大国的实力,实际上是失却了难能可贵的开放进取的机遇,致使其依然迟滞不前。这里我们不想仔细探究何种因素影响着大国君主们的这些决定,以及这种决定又如何得以实行,只是不能不提到,在这种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扩张体制面前,在资本主义已日渐奔走于全球各地,建立起世界体系之时,任何一个国家已无法再能按照原来的历史轨迹独立发展,它必须参与到世界体系之中。

作为中国人,理应更多地回顾一下本国的历史。早在哥伦布之前的大半个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十七十八世纪时,东南沿海如泉州就曾参与了世界的航海大贸易,但这些都没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走上持久的向世界扩展的道路。实际上,就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而言,中国早已有了市场经济,但为什么没有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工业主义的资本主义这样的一种现代性。我们常常假设,,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可以走上资本主义。但历史不可以假设,当英国兴起了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上的其它地区就不在存在着独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而只能在本土的条件下如何接受工业革命的恩惠,或迎接它的挑战。所以,与其关注一种历史的假设,不如更多的去研究对待工业革命及其现代性的态度与行为。如果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的国家吸收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恩泽,成功地实现了本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有些国家会选择改革,避免成为了依附地位。而亚非拉诸国却依然昏沉不醒,继续走着既定的老路,最终难逃历史的厄运。

回顾历史,不同国家的历史命运昭示着,这些国家对现代性的不同认知与反应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历史命运。从这一意义上讲,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代性,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逾越的制度性安排和构建,以及这一制度后的理念,无论历史从那里展开,但都将在结束于这些普遍性之中。这里,可以借用美国思想家福山的话,叫做“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于那里,福山的思想前辈亚历山大。考杰夫作过详细的解释,实际上,“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最早就由他提出。在他看来,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尽管他没有用“现代性”这一概念。对“资本主义”,他解释道,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丰硕的财富,还对世界有着巨大的改造能力,这种能力之所以能够实现,其原因就在于在这种能力的背后就是它所创造的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这样一种同质性的全球性文化。[ix]这种文化或理念不属于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民族,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准则,在这一基础上所建立的就是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其目的也就是巩固和扩大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它自然也应是全人类可以共同分享的现代体制。由此,最早在西欧诸国所形成的现代性不仅仅只是属于西欧,它所昭示的现实图景和未来的发展趋向应该是每个国家的榜样。对此,马克思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幸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帝国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中所隐含的这种普遍性,在面对西欧现代性的扩展面前,他们还依然沉醉于帝国的传统,继续保持旧有的封建体制,并在思想理念和文化上大谈特殊论和本国文化的优越性,其目的是想在传统的体制下来抗拒西方现代性的扩展。但事实上这些貌似强大的帝国、古老的文明体制却在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扩展下不堪一击,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此,他们自身的历史进程被迫扭曲或被打断,他们要在宗主国的控制下,以及在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中扮演着依附性的角色,成为世界体系中的边缘,陷入欠发达或欠发展的境况。

对于殖民地的悲惨境况,我们无法作出一种道德式的评判。现代性的普遍性或资本主义的内在扩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换的,只要它诞生,其最终的归宿必然是世界性的,要把一切民族、一切地区囊括在这一体制之中,形成世界性市场和世界体系。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再指出,资本主义奔走于全球各地,要把世界联为一体。这就是现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趋向。马克思还对这种现代性的扩展主体——殖民者有过这样的评价,资本主义对于殖民地各国起着建设与破坏的双重历史使命。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对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印度的政治管理权完全由外人来操纵,而它的经济中心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们把印度造成为现代的典型殖民地,使它在漫长的历史中第一次做一个附属国。另一方面,英国人的来临就使得情形大为不同了,旧的制度在多方面连根拔去了,他们从西方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是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英国的政治革命时代起就在欧洲慢慢地发展起来,而在工业革命的初期才具体化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又使这推动力前进了一步。[x]

这里,我们无意于在普遍性的“现代性”下否定多元现代性的存在,抹杀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的多样性。但任何特殊性都只能在市场经济体制、现代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以及人权、自由和平等等思想理念下来展开,来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不是在抛却这些普遍的“现代性”后的“特殊 ”或“多元”。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谈“多元”,我们也着力推崇“多元现代性”。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其“现代性”自然会带有与别国不同的自身特质。如同是市场经济体制,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在运行机制等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同是张扬个人主义,美国和欧洲在其程度上则有较大差别;一般来说,法国和美国同属西方文化,但我们看到法国竭力抵制美国的流行和快餐文化,捍卫本国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必须对“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具体到中国,我们最大的问题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缺乏“现代性”中的普遍性,还是要高扬我们的特殊性。事实上,我们缺少的是现代性中的普遍性,同样也缺乏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点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在现代性的普遍性下,结合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找寻到适合于自身的“现代性”。在这一点上,十七十八世纪的历史进程不正是给了我们太多的启发;同样,也正是如此,我们也不能不钦佩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及他的理论,经过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深沉的思考之后,他在晚年始终都在找寻着这样的一种“现代性”。

反思历史,探讨现代性的形成和扩展,我们理应看到资本主义或现代性扩展的必然性,但同时也不应忘记,亚非拉诸国被沦为殖民地或对之进行赤裸裸掠夺的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内在本性或资本主义内在机制本身,也是其宗主国政府的意志和行为。因而这种扩张和征服就不单纯是体现着现代性自身,或是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表现。这里,如果把武力征服和掠夺算作资本主义特性的话,那么这应是资本主义在人类近代历史上的一大耻辱,这样的“现代性”或资本主义还是少一些为好。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世界体系的构建之中,在世界性交往中,构建起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确保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与民族的权利与自由,应是必须确定的重要原则和必须遵循的准则。在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如果依然一定要以这种中心与边缘来进行构建的话,可以肯定这个世界体系将不会有真正的稳固和安全,它既不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体现,也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共同真谛。?

 

原文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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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ii] 转引自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iii] 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

[iv] 详见雷蒙。阿隆《工业社会十八讲》,英国花园城出版社1967年版,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

[v]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6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12页。

[vii]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第911页。

[viii] 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16页。

[ix]沙迪埃。杜瑞《亚历山大。考杰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圣玛丁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x]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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