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哲学在国际哲学舞台上显示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1983年“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起，中国哲学在阔别了几十年后重新回到世界哲学舞台，中国哲学的声音重新出现在国际哲学的大会上。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最终获得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主办权；“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至今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举办18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广泛影响；以中国哲学为主要内容的英文哲学期刊《中国哲学杂志》、《道：比较哲学杂志》、《东西方哲学》、《当代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前沿》等在国际哲学界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成为世界各国哲学家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窗口；由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的外文著作在海外得到了传播，扩大了中国哲学的国际影响。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中国哲学在国际哲学中已经具有广泛影响，成为世界哲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必须承认，中国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的升温，无疑是与中国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强烈关注，其中必然包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关注。虽然中国哲学和文化始终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哲学似乎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越来越多西方哲学家们的重视。客观地说，中国哲学被引起重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外华人哲学家在宣传和研究中国哲学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从早期陈荣捷先生对中国哲学经典文献的英文翻译，到成中英先生创办《中国哲学杂志》和“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再到“北美华人哲学家协会”的成立，这些都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广泛传播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使得中国古代贤人及其哲学得到越来越多不同国家哲学家和思想者的了解。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哲学界逐渐与国际哲学界开展哲学上的学术交流，特别是与国际哲学组织机构联合举行各类学术研讨和项目合作，这些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思想不断走进世界各国的哲学研究。应当说，正是以上这些未必完全能够涵盖的原因，成就了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哲学中的普遍影响。
然而，仔细观察和分析中国哲学的这些国际影响，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首先，“中国哲学”是否作为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被国际哲学界普遍接受，这始终是中国哲学在进入国际哲学话语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国际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认知程度，大多数哲学家都把“中国哲学”理解为中国传统哲学，甚至仅仅理解为儒家学说或者是先秦哲学等，很少把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作为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我们自身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学科的分野，“中国哲学”被当作一门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与哲学的其他二级学科并列，由此导致了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对这个学科的理解主要限于传统哲学。虽然中国现当代哲学也被纳入中国哲学学科范围之内，但由于特殊的时代问题，这种研究却很少得到人们的真正理解。在国际哲学话语中，“中国哲学”主要被看作历史中的哲学，而不是当下中国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研究相比，中国哲学的这种“不在场地位”就使得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研究中仅仅被作为研究的历史对象，而不是作为发生在当代中国的活生生的哲学。这种“博物馆式的哲学”显然很难进入当今国际哲学研究的主流话语。
其次，当代中国哲学家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被当作“博物馆式的哲学”的特征。这里的“中国哲学家”不仅是指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者，也包括了海外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华人学者。国内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考证研究，中国哲学史料学被看作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一课，而用考古证据说话也变成了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标志。与此相反，西方哲学家们虽然同样非常重视历史研究，强调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但他们对哲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往往强调从历史中寻找思想观点产生的根据，而不是满足于对历史文献的解读注释。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都是按照问题展开的，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是被看作回答这些问题的思想资源而进入哲学研究的视域。正是对哲学问题的持续讨论，才使得西方哲学成为依然活跃的当代哲学。但中国哲学研究则主要是一种历史研究，而不是问题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主要是试图通过对历史的研究说明中国哲学的思想价值，由此彰显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而不是把中国哲学思想作为一种哲学资源去回答和解释更为重要和普遍的哲学问题。这就导致中国哲学研究无法成为国际哲学研究的共同话题。
再次，正是由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这种特殊性质，使得以中国哲学为主题的文章很难在国际主要哲学期刊上发表，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也很少由国际著名学术出版社出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情况显示，截至2012年，中国哲学主题的藏书共7204种，占全馆哲学藏书170829种的0.04％。根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显示，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主题著作只有48条，而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外文图书中，与中国哲学主题相关的内容更是少得可怜，完全被埋没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类图书之中。在国际著名的哲学期刊上，中国学者发表的哲学论文数量上也非常有限，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国内学者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大致有20余篇，而且中国哲学主题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与中国哲学相关的杂志上，如《中国哲学杂志》、《道：比较哲学杂志》、《中国哲学前沿》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哲学中得到展现的现状，但与中国哲学正在得到普遍关注的程度不相匹配。
最后，我们通过对西方哲学家的问卷调查发现，虽然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开始关心和希望了解中国哲学，但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态度更多是出于好奇，而很少出于学术上的需要，调查问卷可以清楚地表明这种情况。其一，哲学家们很少在正式的学术场合谈论和使用中国哲学的理论观点，除非是在专门的关于中国哲学的专题研讨会议上。其二，真正关心和讨论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家范围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专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和汉学家中，即使是在世界哲学大会和美国哲学学会的年会上也是如此。其三，西方主要大学哲学系很少开设中国哲学课程，主要原因是该课程无法达到大学课程的学术要求，虽然也存在师资方面的困难。这里所谓的“课程学术要求”是指，课程必须能够提供相对完整系统的知识内容，能够帮助学生们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理解，能够引发学生们对文本和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并且课程内容应当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不是由教师的兴趣所决定。中国哲学的课程内容显然无法达到这些要求，这就势必严重影响中国哲学思想进入西方大学的哲学教育体系。
二
应当说，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可以“仁者见仁”。显然，我们需要的不是纠缠于这些事实的真实性，而是需要对这些存在的事实做出敏锐的反应，提出我们自己的应对策略。然而，当我们真正想要寻找这些策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的确存在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我们直面对待，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真正解决，中国哲学就无法在国际哲学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把这些问题称之为“国际困境”。
首先，哲学话语体系的不一致，使得其他国家的哲学家很难理解和接受我们的表达方式。这里的“哲学话语体系”是指用于进行哲学讨论的话语方式。西方哲学的话语方式往往是从具体的哲学问题讨论入手，通过对不同哲学家的思想资源的分析，进入对哲学问题的理解或解决。我们知道，真正有建设性的、有创新性的哲学思想都是来自于对某个具体哲学问题的思考。例如，正是基于对“正义”概念的分析和对自由与权利关系的理解，罗尔斯提出了自己的新契约论思想。然而，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特点则是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讨论哲学，特别强调从社会发展、时代背景等方面突出哲学的历史意义，强化了哲学的社会功能和时代意义。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凸显哲学的时代特征，但却容易掩盖哲学讨论的具体问题。同时，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以道德实践的规范性说明表达思想，这也容易导致在哲学研究中以宣布真理的方式阐述哲学，而不是以批判反思的方式讨论哲学。这样的结果是，哲学教科书的表述成为哲学阐述的规范，经典文本的论述成为哲学论证的根基。显然，中国哲学研究的这种方式很难为国际哲学界接受和理解。
其次，哲学概念体系的不一致，使得中国哲学的专有概念无法进入国际哲学界的思想讨论。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始终是以其特有的概念体系为标志的，西方哲学家们在理解中国哲学的时候往往也是从某些专门概念出发的，例如“阴阳”、“八卦”、“仁义”、“中庸”等。这些概念在中国哲学中的确起到了核心作用，但由于它们过于具有特色而难以成为哲学的普遍概念，如同专名无法成为通名一样。虽然中国哲学的特有概念很好地成为这种哲学的标志，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概念过于专门，而难以进入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一种哲学的特有概念能够为其他哲学接受并被融入其他哲学的讨论之中，这标志着这些概念已经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而不再为原有的哲学所独有了。然而，中国哲学中的特有概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也是直接影响中国哲学进入世界哲学讨论话语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哲学学术传统的差异，导致中国哲学家无法以中国的方式与国外哲学家开展实质性的学术对话，“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选择。中国哲学的学术传统是以诠释经典、表达人生为主要形式。虽然这种学术传统造就了几千年的中国哲学和文化，但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似乎总是缺少一些能够相互沟通的桥梁和中介。这主要是由于西方哲学的学术传统主要以探究真理、追求知识为主要内容，对一切未知事物的关注成为哲学家们的主要兴趣，这显然与中国哲学的传统大相径庭。而中国哲学总是强调哲学话语的权威性和真理性，把哲学研究看作获取真理话语权的重要途径。这显然无法以平等的态度和讨论者的身份与西方哲学家展开有效的对话，更不用说把追求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哲学价值取向。
最后，“唯我独尊”的学术研究心态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这里的“唯我独尊”并不是表现在学术交流中的狂妄自大，相反却是以表面的谦逊折射出的内心自大。这具体表现在，中国哲学研究偏好“自言自语式的”论说方式，满足于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却较少地关注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更不太关注对话者对自己观点的不同反应。这种独白式的论说方式也反映了学术研究中的规范性缺失，即研究者更关心的是如何阐发自己的观点，而不太关心自己观点的思想背景和来源，更不会主动寻求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收集和分析等。由此，感想式的或散文体的哲学文章就不可避免地充斥于大量的哲学杂志之中。同时，我们在反对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下意识地把中国哲学和文化也放到了这个中心的地位。强调文化的多元化是我们用于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重要法宝，但这种反对的出发点，显然是不希望把西方哲学和文化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而是另外寻找一个替代者。这个替代者不可能是别的哲学和文化，而只能是用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身的文化。这样，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就与民族文化的复兴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长期以来在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严格地说，这些问题并非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因而是研究者的问题，不是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因此，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调整自己的研究心态，改变自己的研究范式，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
要做到这些，首先，我们必须直面哲学问题，把中国哲学作为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而不是作为解释问题的唯一标准。这里的“中国哲学”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一是指发生在当今中国的哲学研究。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的哲学研究都应当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和思想资源参与对共同的哲学问题的讨论，而且正是由于对共同的哲学问题的关注，才会使得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成为世界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传统儒家思想就可以为当代哲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例如，公平正义的观念往往被看作是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但儒家哲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公平的思想；“中庸”观念不仅是一种人生哲学的信念，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价值取舍；“正义”的思想并非仅存在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替天行道”、“舍生取义”等思想恰好体现了一种人类普遍的正义观念。因此，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应当从历史考据和文本解读转向问题研究，以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去解释和回答重要的哲学问题，或者是从中国哲学研究中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以国际哲学界理解的方式表达我们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继续“自说自话”。这里所谓的“国际哲学界理解的方式”不是指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表达，如英语、德语或法语等，而是指哲学研究的国际惯例和规范方式。这种惯例主要包括基本的学术规范，如对问题研究的现有成果的掌握，以及问题讨论的方式。要把哲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探讨，而不是作为表达个人理解的手段；要能够在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或方法，而不是“空前绝后地”发表自己的个人感受；要努力使得自己的思想可以为更多的人所理解，而不是故弄玄虚地玩弄看似深刻的花哨辞藻；要学会尊重国际通行的学术范式展开问题讨论，而不是以占有者的方式宣布真理。只有当我们把哲学真正作为一种学术的时候，中国哲学才会在国际哲学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我们必须突出哲学研究的反思特征，而不是把哲学简单地看作解释世界的某种特定理论。反思与批判应当永远被当作哲学思辨和分析的主要功能。但我们目前的哲学研究往往忘却了哲学的这个主要功能，过分强调哲学的解释性作用，并总是力图以哲学的解释代替科学的或其他的解释，其结果不仅无法真正发挥哲学的作用，而且使得中国哲学的研究难以为国际哲学界所理解。因此，要使中国的哲学研究真正进入国际哲学主流，我们就必须使哲学研究回到它自身的本性，以反思和批判为武器，凸显哲学研究的真正独立的学术地位。这里的“哲学本性”是指，哲学应当被作为一种思想批判的武器，一种澄清问题讨论的方法，一种自身不应具有特殊对象的普遍原则。只有正确理解和掌握了哲学的本性，我们才能把哲学研究真正看作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活动，才能真正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接受。
面对现实，在国际范围的哲学研究中，中国哲学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但中国的哲学研究却没有吸引更多各国哲学家的兴趣，这与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大国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今天我们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的要求下，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和强大的重要动力和标志的时候，中国的哲学研究如何能够真正走出去，成为国际哲学的主流部分，这的确是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解决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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